王樹常簡介資料(個人簡曆圖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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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樹常,字庭五,1885年9月1l日(清光緒十一年八月三日)生於今遼寧省沈陽市遼中縣肖寨門鄉南三台子村的一個地主家庭。王父錫珠,兄弟兩人,迨至王錫珠支撐門戶時,家道開始中落。王樹常兄弟五人,他適其中。王樹常自幼喪母,幸遇家中賢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,不致孤苦無依。童年的不幸使他養成不苟言笑的內向性格和矢誌不渝地奮發讀書、希冀出人頭地、顯赫門楣的抱負,因此才有後來兩次負笈東渡求知於異國並獲取較高學曆的經曆。王顯赫後,不忘李周氏的撫育之情,遇有回籍省親,從不先到族中,而是微服簡從,安步當車,去拜見李周氏,以報桑梓養育之恩。後來王樹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時,又把周氏之孫李玉明帶在任上為貼身侍從,這種知恩必報的品德,時至今日,當地還有傳聞。王父思想開明,較少保守,宿誌供晚輩讀書。王樹常幼年入村塾童館啟蒙,嚴冬酷暑,伏案攻讀。稍長,專攻四書五經,兼瀏覽佛道經典,得到金石碑帖更是愛不釋手。久之,練就一手秀麗挺拔的蠅頭小楷,在儕輩0類拔萃。清末廢科舉興學堂,奉天首創大學堂,王樹常屆時以優異成績考入。同時他四處求師就傅,長足進取,終被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賞識,選派其留學日本,入軍事學校,邁出了軍旅生涯的第一步。與當時在日本留學的蔣介石、張群均有往還。
l911年秋,王樹常畢業歸國,時值武昌首義告捷,遂先赴上海參加革命工作。未幾,去南京參謀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員。I912年隨參謀部遷到北京。l917年陸軍部再度選派王樹常去日本入陸軍大學深造。發妻相伴同行,並在日本喜得長子。1919年歲末王樹常學成回國,任北洋政府參謀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長。後調任張作霖第二十七師參謀長、奉天“鎮威軍”司令部參謀處長,參加了第一次直奉戰爭。戰爭結束後,王赴黑龍江省督軍公署任少將參謀長,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長。王在督軍署初遭吳俊升的冷眼相待。但由於他處處小心謹慎,辦事勤奮,對吳也多畢恭畢敬,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吳俊升心目中的“王諸葛”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,奉軍大敗曹、吳,實力猛增,占有八省地盤。張作霖分別派楊宇霆、薑登選出任蘇、皖二省督辦。王樹常調任奉天上將軍公署總參議。郭鬆齡功績本在楊、薑之上,而封賞卻在其下,因而引起郭鬆齡的思變之心。第二次直奉戰後,政治暗潮迭起,馮玉祥因沒有得到滿意地盤而對張作霖銜恨在心,張作霖出兵滬寧又威脅到浙督孫傳芳的地位。因此吳佩孚、馮玉祥、孫傳芳表示棄嫌修好,終幹掀起反奉風潮。孫傳芳首先發難,驅逐蘇皖境內的奉軍。蘇皖二督狼狽出關。魯督張宗昌南下增援被阻,孫傳芳旋即輕取徐州。此時郭鬆齡暗中在天津策劃,聯絡馮玉祥、李景林等共同反對張作霖。張對此有所察覺,欲立即召回郭鬆齡,時王樹常從旁勸張要慎重,此事不宜操之過急,以免激之生變。張作霖認接3重識別力勸其父退兵出關。張作霖於5月9日發出“和平息爭”佳電,隨後奉軍全部轉移到灤東集結。王樹常受命由阜平、龍泉陽向灤東集結,因預先設有浮橋,得以順利通過。後張作霖見求和無望,遂於6月2日通電聲明退出北京。6月4日晨回奉,專車遭到日本關東軍暗算,張作霖被炸,因流血過多旋即殞命。張學良聞訊出關奔喪,並下令奉軍繼續東撤。9月楊字霆指揮於學忠、王樹常等各奉軍繳械收編了張宗昌、褚玉璞的直魯聯軍,奉軍在關內的戰事始告結束。
1928年7月2日東三省議會在奉天召開大會,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,王樹常是17委員之一。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後,先整編軍隊,取消軍師番號,以旅為單位。王樹常任軍事參議官兼軍令廳長。
王樹常發跡後,不仗勢欺壓鄉裏。王家曾與同村韓家因塋地之事發生糾紛,王得訊後告誡家人要寬宏忍讓,不可因小事傷了鄰裏和氣,因此沒有經官得以0解決。王在宦海生涯中少與人爭名奪利,深受張氏父子器重。王父病危時,張作霖饋贈發喪費甚厚。張作霖死後,王是以張學良馬首是瞻的所謂新派,在張學良的左右運籌帷幄,處理軍國大事。皇姑屯事件後,日本帝國主義虎視眈眈,圖謀對中國擴大侵略,東北局勢相當複雜和緊張。為聯係方便,張學良和王樹常的辦公室裝上直通電話,以便二人深夜通話商討對策,與日本人周旋,妥善處理了“皇姑屯事件”的善後事宜。
王樹常積極維護祖國統一,堅決反對0。支持張學良“易幟”。東北“易幟”後,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,王樹常為奉天省政府委員。
1929年中蘇關係尚未惡化時,張學良曾派王樹常赴南京,力陳對蘇聯不宜訴諸武力的意見。胡漢民對王樹常說:“你是軍人,怎麽怕事?蘇聯革命後兵力很弱,他不敢如何。”蔣介石接過去說:“你不必說了,我已有電話給漢卿了。”王樹常怏怏而回。同年夏秋間, 中東路總辦呂榮寰、教育廳長張國忱、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紛紛電告張學良,要求派兵黑龍江,吉林強製接收中東路。張學良約王樹常、王樹翰,鄒作華和劉翼飛等開會研究。這些人對蘇聯用兵表示消極。後來防俄戰役開始,張學良派王樹常為防俄軍第一軍軍長。出發時,遼寧省民眾30000多人在省城-歡送王樹常出征。王率軍進駐哈長、哈綏各線要隘布防,令劉翼飛率本旅由雙城、阿城,一麵坡等地星夜開赴濱江縣構築陣地工事,準備迎敵。
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本來對防俄就是消極的,對王樹常率遼寧部隊開赴吉林,主持東線作戰,更是懷有很深的疑懼和不安。他認為王樹常有覬覦吉林地盤改客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。王也為吉林方麵對他的態度而躊躇,深怕與這位東北軍元老發生衝突。為此,王樹常在出發前曾向張學良提出派他當軍長去東線指揮作戰,務必把張廷樞(張作相之子)的步兵第十二旅編入第一軍序列之內。王這樣煞費苦心的安排,仍未能解除張作相的疑慮,張作相授意王樹常留日同學丁超,向王滲透最好不要進出一麵坡以東地區,以免與吉林部隊在責任上發生混淆。為此,王樹常抵達哈爾濱之後就不再前進,終日無所事事,以打撲克練字為消遣,以致外間不明內情的人指責王樹常抗俄態度消極,實際上王樹常有他難言的苦衷。
東北邊防公署派東北航空大隊第二隊配屬給“防俄”第一軍。空軍運抵哈爾濱之日,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鬆花江畔苦戰,追切需要空軍支援之時,而王樹常卻決定將所有飛機全部分配給他的同學丁超,可見王樹常用心良苦之一斑。派係間的利害衝突給東俄戰局造成嚴重損失,後來在東北邊防軍江防艦隊司令部召開的敵情分析會上,李杜說王樹常沒把軍隊主力用於鬆花江方麵是缺乏戰略眼光。他說:“以前吳大帥很推崇王庭五的軍事才能,稱他為‘王諸葛’。在東北軍軍官中數他的學曆高,聲譽好,我一向很景仰他,現在看來還不是將才。”
1930年蔣,閻、馮新軍閥中原混戰,各方代表雲集沈陽,對張學良進行拉攏活動。為此張學良舉行一次東北軍高級將領會議,專門商討應付時局問題。王樹常參加了這次會議。會上東北軍元老張作相持不與蔣介石合作的態度,王樹翰則力主與蔣合作,而王樹常則表示靜聽張學良的決定,張學良本人亦舉棋不定。後來張學良到錦西葫蘆島主持建港工程開工典禮,吳鐵城以南京鐵道部代表身份為開工紀念碑揭幕,蔣介石的代表劉光亦帶有國民黨政府任命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、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狀來錦,交與張學良,以此拉攏張出兵。然而張並未馬上答應,直至蔣介石的軍隊占領濟南,閻軍退到黃河北岸,才於9月出兵關內,進行武裝調停。張學良發布進軍關內的動員會,先行編組兩個軍,第一軍軍長於學忠兼平津衛戍司令,第二軍軍長王樹常,兼任河北省主席,司令部設在天津市內。之後,張學良在奉天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職,負責晉軍、西北軍及石友三所部的整編工作。
1931年5月盤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區的石友三趁張學良因病住院之際,在天津日本駐屯軍的唆使下,欲發動叛亂,密電被副司令行營譯電員破譯,於是參謀長戢翼翹立即召開會議,王樹常,萬福麟、於學忠等參加,共同助商對策,並從關外急調東北軍入關增強防務。副司令行營發布於學忠為第一集團軍司令,王樹常為第二集團軍司令,王統轄步騎五個旅,外加一個炮團負津浦線作戰之責。石友三的叛軍在於學忠和王樹常的一、二集團軍的迎頭痛擊下徹底潰敗。蔣介石借此機會對於學忠,王樹常進行拉攏,贈款各10萬元。事後,於學忠、王樹常報告給張學良,張學良告訴他們如數收下。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炮轟沈陽北大營,製造了震驚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變。張學良正住在北京協和醫院,在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約束下,苦無上策,隻能電告“避免衝突,不加抵抗。”與此同時,張又電請南京,但得到蔣的指示仍是“不能打”、“靜候‘國聯’處理”雲雲。張學良唯中央之命是從。所以,這一夜凡是沈陽來的電話都立即轉報南京,南京來的指示,即刻電告沈陽“聽命中央”。當時陪坐的有王樹常、戢翼翹,萬福麟、荊有岩等,亦皆緘默不語。
王樹常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,主張積極抗日,打回老家去。張學良也感到老家丟了,父仇未報又添國難,不明-的人都痛詆他失職,舉國上下責難不已。新仇舊恨,促使他決心罄出家底也要和日本人血戰到底。張學良把關內東北軍編為以於學忠為第一軍,王樹常為第二軍的兩個軍開往關外,加強大淩河防線,準備在錦州、錦西、興城一帶與日軍決一死戰。但由於蔣介石強令張學良撤兵,對日妥協,拆除了大淩河防線,全部撤進關內。
王樹常在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間,天津地方局勢頗緊張。日本帝國主義分子、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收買當地漢奸及青紅幫頭子張璧、李際春,糾集地痞流氓500人(號稱2000人)組成“便衣隊”以天津日本租界為巢穴,不斷出來騷擾,滋生事端,製造了一起武裝-事件,藉以轉移人們的視線,乘混亂之際把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遜帝溥儀劫持到東北去,此其目的之一也。其二,日本準備進攻錦州利用“便衣隊”的-,鉗製在華北的東北軍出關援錦,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計劃的一部分。由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一手操縱和導演的這次便衣隊武裝-持續了一個多月,給天津市民帶來災難。
1931年11月8日夜11時30分,便衣隊分三股竄出日租界,在市區進行擾亂,突然 聲四起,居民從夢中驚醒,不知何事,驚恐萬狀。
-發生前三天,王樹常和天津市長張學銘(兼-長),已獲悉“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,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、李際春及天津青紅幫一部分首領和著名匪首曹華陽、肖雲峰、高鵬九等,要組織‘便衣隊’實行暴力”等情報,於是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席會議,研究對策。然後命令各保安警衛隊嚴加戒備,必要時可調姚東藩第十五旅協助會剿。王樹常在會上嚴正表示:“我是軍人,守土有責,如果有-鬧事,擾亂天津,遇事必須因時製宜,剛柔相濟,深思熟慮,妥籌解決。但我絕不做臧式毅(臧在“九一八”時任遼省政府主席)當民族罪人,讓天津父老兄弟罵我無能。”由於事前有所準備,迨便衣隊竄出日租界時,即受到保安隊和 的狙擊,戰鬥直至拂曉,終於擊潰了便衣隊的進犯。11月9日上午11時,王樹常及市長張學銘在張的私宅召見各國駐天津領事,介紹-經過和當局戡亂之決心,並照會日本領事館,為維持市內治安,保護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,協助肅清匪徒,指出:“日本租界藏匿暴徒,中國官方無法肅清,今後如有危害僑民生命財產之事發生,應由日方負責,與中國無幹。”便衣隊在8日夜的-中沒有得到便宜,隨即於9、10兩日由日人親自出馬進行搗亂。他們派日官兵身著中國百姓服裝,混過防線,其中有4名憲兵竟闖進王樹常軍部的衛隊營房,被中國衛兵拘訊,經盤查才承認他們是執行偵察諜報任務的。日方得知後,馬上派一名少尉帶5名憲兵到省政府徑直向王樹常要人,其態度極為蠻橫,說他們是被中國軍隊擄進兵營的,慘遭毒刑,性命不保,對此提出“ ”,說這是對日本的不友好行為。王樹常當即駁斥之:“我們的衛隊有理由、有權力執行警衛任務。”“你們憲兵穿中國百姓服裝闖入我的兵營是不合法的,正要照會貴軍司令部究辦。”日軍少尉被駁得張口結舌,自知理虧,開始軟了下來。日軍少尉無理糾纏競長達3個小時,最後向王樹常提出3個條件:要求中國賠償醫藥費、服裝費500元,最後逼迫中國讓步,把扣押憲兵領回去才算了事。對於日本侵略者,王樹常曾說:“日本在東北,是強盜行為。在天津,則是賊竊手段。一麵是搶搶奪奪,一麵是偷偷摸摸。”真是一針見血。
王樹常為了應付特殊環境,於12日命令成立天津-司令部,張貼布告周知全市。張學銘任司令。但便衣隊的-搶劫仍時有發生,後來競發展到晝夜-,連南市 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隊占領,―連多日 聲不絕,人心惶惶,市民叫苦不迭。 麵對事態的發展,王樹常除向張學良及時報告外,還同張學銘聯名電告南京,報告津變過程。詎料11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訓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:“向日道歉,取締反日言論,中國先撤防禦工事與日本司令香椎談判。”王樹常接電令後悲憤交加,對其秘書說:“我老家遼中,未放一 就叫小日本給占了。我要對得起國家民族,天地良心,不能讓天津成為東北的繼續,我真不知道中央是怎麽想的。這訓令不能公開,你存檔吧!”王樹常按南京政府的訓令,與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會談,幾經磋商,按日本無理要求消除敵對情緒,拆除距日租界30O米以外的防禦工事,並在這個區域內恢複 崗哨。以後,王樹常每談及此,都感到是莫大的恥辱。
日本視中國地方當局的忍讓為軟弱可欺,就在中國方麵拆除防禦工事後,便衣隊在日軍機 的掩護下,11月26日又發動了攻勢。保安隊當即予以還擊,香椎惱羞成怒,竟慘無人道地用重炮對天津市區瘋狂地轟擊,造成許多無辜平民的傷亡。南京政府外交部為此向日方提出 ,譴責日本-天津居民的暴行。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樹常調十五旅參戰為由,向中方提出“質問”,要求中國撤兵。同時提出懲處河北省及天津市軍政長官的無理要求。一批漢奸,也大造輿論要求撤換省市軍政長官,妄圖把這場漢奸特務的-說成是當地群眾由於不滿省市當局所造成的。王樹常迫於壓力則表示同意讓步。
王樹常鎮壓便衣隊-的態度雖然堅決,但屈於蔣介石的壓力,行動上不可能果斷,加之便衣隊以日租界為巢穴,無法根除,天津形勢依然緊張。王樹常隻得采取每日-的消極辦法,地方上的小商、小販以及三輪車夫均叫苦不迭,直接影響到人民生計,直接受害者約30000人之眾。天津市各界對王樹常頗多指責,使他壓力很大。於是便向張學良提出辭呈。鑒於王樹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勢,張學良約於學忠談話說:“河北問題,庭五很難應付,你做事果斷,意誌堅強,我想讓你二人的職務對調一下。”此時河北地方也有人抨擊王樹常所任用者多為東北人,而用當地人甚少。
l932年8月王樹常任平津衛戍司令期間,讚成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,同情學生抗日救亡的愛國行動。曾釋放過一些被捕的愛國學生和中共地下黨員。 1933年初日軍大舉進犯熱河,張學良於北平誓師,率東北軍投入抗戰,王樹常參與帷幄運籌。 3月熱河失守,張學良-下野出國“考察”,成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犧牲品和替罪羊。王樹常對蔣介石的所做所為,特別是對張替蔣介石背著不抵抗將軍的罪名十分不滿,但他為人怯懦,隻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1935年夏日本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《何梅協定》,王樹常被解除平津衛戍司令職,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。西安事變發生後,南京政府曾命王樹常去西安接替張學良職務,整編東北軍,達到瓦解東北軍上層集團的陰險目的。王識破其險惡用心,嚴正地拒絕了這一安排。 1937年1月5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任令王樹常繼朱紹良為甘肅綏靖主任,王未就。國民黨政府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有甲、乙兩案。於學忠接到甲,乙兩案指示後,曾電留居平津的東北人士,征詢意見,並希望推代表,同西安代表何柱國共赴溪口晤張。由張作相、萬福麒、劉尚清、劉哲、莫德惠、王樹常、湯玉麟、胡毓坤、陳興亞、高紀毅等人,在天津王樹翰宅邸會商。大家一致讚同萬福麟的意見,實行甲案,繼由東北元老劉尚清、王樹翰、劉哲、王樹常赴溪口晤張。東北軍整編後,王樹常被任命為豫皖綏靖副主任和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會委員。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後,調任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,王未就。1937年11月上海、南京相繼淪陷,國民政府遷往重慶,王不久隨軍避往華南,即辭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職,在野賦閑。未幾舉家遷往香港,旋即送子去美國讀書,而其眷屬由香港遷往上海。 l940年王樹常由美國回到上海,後又迂回香港。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,香港淪陷,他又舉家迂到北平隱居。王樹常不為日偽漢奸的高官厚祿所誘,保持了應有的民族氣節。
抗戰勝利後,王樹常希冀國共兩黨繼續合作,以圖和平建國,造福於人民,他曾去南京找蔣介石-,要求停止內戰。但蔣介石一意孤行要打內戰,王痛心疾首,因此他始終沒有卷入內戰漩渦。蔣介石曾一度想利用其在東北的影響。任命他為東北行轅主任,因遭陳誠、何應欽反對而作罷。事後張群向王泄露這一內幕。王一怒之下要求退役,這一“上將退役”事件,當時曾轟動國民黨軍政界。
北平解放前夕,蔣介石曾給王樹常送去飛機票,要王氏夫婦去南京,王則借口年老體弱,家小眾多,拒絕隨國民黨南逃而留居北平。後來他為北平和平解放積極奔走斡旋,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。北平解放後,王樹常得到妥善安排,周總理曾經給予親切關懷。
新中國誕生後,王樹常積極參加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工作。他曾出任水電部參事室參事,第二、三屆全國政協。委員,民革中央團結委員。
王樹常於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,終年75歲。
王樹常,字庭五,1885年9月1l日(清光緒十一年八月三日)生於今遼寧省沈陽市遼中縣肖寨門鄉南三台子村的一個地主家庭。王父錫珠,兄弟兩人,迨至王錫珠支撐門戶時,家道開始中落。王樹常兄弟五人,他適其中。王樹常自幼喪母,幸遇家中賢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,不致孤苦無依。童年的不幸使他養成不苟言笑的內向性格和矢誌不渝地奮發讀書、希冀出人頭地、顯赫門楣的抱負,因此才有後來兩次負笈東渡求知於異國並獲取較高學曆的經曆。王顯赫後,不忘李周氏的撫育之情,遇有回籍省親,從不先到族中,而是微服簡從,安步當車,去拜見李周氏,以報桑梓養育之恩。後來王樹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時,又把周氏之孫李玉明帶在任上為貼身侍從,這種知恩必報的品德,時至今日,當地還有傳聞。王父思想開明,較少保守,宿誌供晚輩讀書。王樹常幼年入村塾童館啟蒙,嚴冬酷暑,伏案攻讀。稍長,專攻四書五經,兼瀏覽佛道經典,得到金石碑帖更是愛不釋手。久之,練就一手秀麗挺拔的蠅頭小楷,在儕輩0類拔萃。清末廢科舉興學堂,奉天首創大學堂,王樹常屆時以優異成績考入。同時他四處求師就傅,長足進取,終被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賞識,選派其留學日本,入軍事學校,邁出了軍旅生涯的第一步。與當時在日本留學的蔣介石、張群均有往還。
l911年秋,王樹常畢業歸國,時值武昌首義告捷,遂先赴上海參加革命工作。未幾,去南京參謀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員。I912年隨參謀部遷到北京。l917年陸軍部再度選派王樹常去日本入陸軍大學深造。發妻相伴同行,並在日本喜得長子。1919年歲末王樹常學成回國,任北洋政府參謀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長。後調任張作霖第二十七師參謀長、奉天“鎮威軍”司令部參謀處長,參加了第一次直奉戰爭。戰爭結束後,王赴黑龍江省督軍公署任少將參謀長,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長。王在督軍署初遭吳俊升的冷眼相待。但由於他處處小心謹慎,辦事勤奮,對吳也多畢恭畢敬,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吳俊升心目中的“王諸葛”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,奉軍大敗曹、吳,實力猛增,占有八省地盤。張作霖分別派楊宇霆、薑登選出任蘇、皖二省督辦。王樹常調任奉天上將軍公署總參議。郭鬆齡功績本在楊、薑之上,而封賞卻在其下,因而引起郭鬆齡的思變之心。第二次直奉戰後,政治暗潮迭起,馮玉祥因沒有得到滿意地盤而對張作霖銜恨在心,張作霖出兵滬寧又威脅到浙督孫傳芳的地位。因此吳佩孚、馮玉祥、孫傳芳表示棄嫌修好,終幹掀起反奉風潮。孫傳芳首先發難,驅逐蘇皖境內的奉軍。蘇皖二督狼狽出關。魯督張宗昌南下增援被阻,孫傳芳旋即輕取徐州。此時郭鬆齡暗中在天津策劃,聯絡馮玉祥、李景林等共同反對張作霖。張對此有所察覺,欲立即召回郭鬆齡,時王樹常從旁勸張要慎重,此事不宜操之過急,以免激之生變。張作霖認接3重識別力勸其父退兵出關。張作霖於5月9日發出“和平息爭”佳電,隨後奉軍全部轉移到灤東集結。王樹常受命由阜平、龍泉陽向灤東集結,因預先設有浮橋,得以順利通過。後張作霖見求和無望,遂於6月2日通電聲明退出北京。6月4日晨回奉,專車遭到日本關東軍暗算,張作霖被炸,因流血過多旋即殞命。張學良聞訊出關奔喪,並下令奉軍繼續東撤。9月楊字霆指揮於學忠、王樹常等各奉軍繳械收編了張宗昌、褚玉璞的直魯聯軍,奉軍在關內的戰事始告結束。
1928年7月2日東三省議會在奉天召開大會,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,王樹常是17委員之一。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後,先整編軍隊,取消軍師番號,以旅為單位。王樹常任軍事參議官兼軍令廳長。
王樹常發跡後,不仗勢欺壓鄉裏。王家曾與同村韓家因塋地之事發生糾紛,王得訊後告誡家人要寬宏忍讓,不可因小事傷了鄰裏和氣,因此沒有經官得以0解決。王在宦海生涯中少與人爭名奪利,深受張氏父子器重。王父病危時,張作霖饋贈發喪費甚厚。張作霖死後,王是以張學良馬首是瞻的所謂新派,在張學良的左右運籌帷幄,處理軍國大事。皇姑屯事件後,日本帝國主義虎視眈眈,圖謀對中國擴大侵略,東北局勢相當複雜和緊張。為聯係方便,張學良和王樹常的辦公室裝上直通電話,以便二人深夜通話商討對策,與日本人周旋,妥善處理了“皇姑屯事件”的善後事宜。
王樹常積極維護祖國統一,堅決反對0。支持張學良“易幟”。東北“易幟”後,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,王樹常為奉天省政府委員。
1929年中蘇關係尚未惡化時,張學良曾派王樹常赴南京,力陳對蘇聯不宜訴諸武力的意見。胡漢民對王樹常說:“你是軍人,怎麽怕事?蘇聯革命後兵力很弱,他不敢如何。”蔣介石接過去說:“你不必說了,我已有電話給漢卿了。”王樹常怏怏而回。同年夏秋間, 中東路總辦呂榮寰、教育廳長張國忱、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紛紛電告張學良,要求派兵黑龍江,吉林強製接收中東路。張學良約王樹常、王樹翰,鄒作華和劉翼飛等開會研究。這些人對蘇聯用兵表示消極。後來防俄戰役開始,張學良派王樹常為防俄軍第一軍軍長。出發時,遼寧省民眾30000多人在省城-歡送王樹常出征。王率軍進駐哈長、哈綏各線要隘布防,令劉翼飛率本旅由雙城、阿城,一麵坡等地星夜開赴濱江縣構築陣地工事,準備迎敵。
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本來對防俄就是消極的,對王樹常率遼寧部隊開赴吉林,主持東線作戰,更是懷有很深的疑懼和不安。他認為王樹常有覬覦吉林地盤改客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。王也為吉林方麵對他的態度而躊躇,深怕與這位東北軍元老發生衝突。為此,王樹常在出發前曾向張學良提出派他當軍長去東線指揮作戰,務必把張廷樞(張作相之子)的步兵第十二旅編入第一軍序列之內。王這樣煞費苦心的安排,仍未能解除張作相的疑慮,張作相授意王樹常留日同學丁超,向王滲透最好不要進出一麵坡以東地區,以免與吉林部隊在責任上發生混淆。為此,王樹常抵達哈爾濱之後就不再前進,終日無所事事,以打撲克練字為消遣,以致外間不明內情的人指責王樹常抗俄態度消極,實際上王樹常有他難言的苦衷。
東北邊防公署派東北航空大隊第二隊配屬給“防俄”第一軍。空軍運抵哈爾濱之日,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鬆花江畔苦戰,追切需要空軍支援之時,而王樹常卻決定將所有飛機全部分配給他的同學丁超,可見王樹常用心良苦之一斑。派係間的利害衝突給東俄戰局造成嚴重損失,後來在東北邊防軍江防艦隊司令部召開的敵情分析會上,李杜說王樹常沒把軍隊主力用於鬆花江方麵是缺乏戰略眼光。他說:“以前吳大帥很推崇王庭五的軍事才能,稱他為‘王諸葛’。在東北軍軍官中數他的學曆高,聲譽好,我一向很景仰他,現在看來還不是將才。”
1930年蔣,閻、馮新軍閥中原混戰,各方代表雲集沈陽,對張學良進行拉攏活動。為此張學良舉行一次東北軍高級將領會議,專門商討應付時局問題。王樹常參加了這次會議。會上東北軍元老張作相持不與蔣介石合作的態度,王樹翰則力主與蔣合作,而王樹常則表示靜聽張學良的決定,張學良本人亦舉棋不定。後來張學良到錦西葫蘆島主持建港工程開工典禮,吳鐵城以南京鐵道部代表身份為開工紀念碑揭幕,蔣介石的代表劉光亦帶有國民黨政府任命於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、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狀來錦,交與張學良,以此拉攏張出兵。然而張並未馬上答應,直至蔣介石的軍隊占領濟南,閻軍退到黃河北岸,才於9月出兵關內,進行武裝調停。張學良發布進軍關內的動員會,先行編組兩個軍,第一軍軍長於學忠兼平津衛戍司令,第二軍軍長王樹常,兼任河北省主席,司令部設在天津市內。之後,張學良在奉天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職,負責晉軍、西北軍及石友三所部的整編工作。
1931年5月盤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區的石友三趁張學良因病住院之際,在天津日本駐屯軍的唆使下,欲發動叛亂,密電被副司令行營譯電員破譯,於是參謀長戢翼翹立即召開會議,王樹常,萬福麟、於學忠等參加,共同助商對策,並從關外急調東北軍入關增強防務。副司令行營發布於學忠為第一集團軍司令,王樹常為第二集團軍司令,王統轄步騎五個旅,外加一個炮團負津浦線作戰之責。石友三的叛軍在於學忠和王樹常的一、二集團軍的迎頭痛擊下徹底潰敗。蔣介石借此機會對於學忠,王樹常進行拉攏,贈款各10萬元。事後,於學忠、王樹常報告給張學良,張學良告訴他們如數收下。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炮轟沈陽北大營,製造了震驚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變。張學良正住在北京協和醫院,在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約束下,苦無上策,隻能電告“避免衝突,不加抵抗。”與此同時,張又電請南京,但得到蔣的指示仍是“不能打”、“靜候‘國聯’處理”雲雲。張學良唯中央之命是從。所以,這一夜凡是沈陽來的電話都立即轉報南京,南京來的指示,即刻電告沈陽“聽命中央”。當時陪坐的有王樹常、戢翼翹,萬福麟、荊有岩等,亦皆緘默不語。
王樹常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,主張積極抗日,打回老家去。張學良也感到老家丟了,父仇未報又添國難,不明-的人都痛詆他失職,舉國上下責難不已。新仇舊恨,促使他決心罄出家底也要和日本人血戰到底。張學良把關內東北軍編為以於學忠為第一軍,王樹常為第二軍的兩個軍開往關外,加強大淩河防線,準備在錦州、錦西、興城一帶與日軍決一死戰。但由於蔣介石強令張學良撤兵,對日妥協,拆除了大淩河防線,全部撤進關內。
王樹常在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間,天津地方局勢頗緊張。日本帝國主義分子、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收買當地漢奸及青紅幫頭子張璧、李際春,糾集地痞流氓500人(號稱2000人)組成“便衣隊”以天津日本租界為巢穴,不斷出來騷擾,滋生事端,製造了一起武裝-事件,藉以轉移人們的視線,乘混亂之際把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遜帝溥儀劫持到東北去,此其目的之一也。其二,日本準備進攻錦州利用“便衣隊”的-,鉗製在華北的東北軍出關援錦,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計劃的一部分。由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一手操縱和導演的這次便衣隊武裝-持續了一個多月,給天津市民帶來災難。
1931年11月8日夜11時30分,便衣隊分三股竄出日租界,在市區進行擾亂,突然 聲四起,居民從夢中驚醒,不知何事,驚恐萬狀。
-發生前三天,王樹常和天津市長張學銘(兼-長),已獲悉“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,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、李際春及天津青紅幫一部分首領和著名匪首曹華陽、肖雲峰、高鵬九等,要組織‘便衣隊’實行暴力”等情報,於是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席會議,研究對策。然後命令各保安警衛隊嚴加戒備,必要時可調姚東藩第十五旅協助會剿。王樹常在會上嚴正表示:“我是軍人,守土有責,如果有-鬧事,擾亂天津,遇事必須因時製宜,剛柔相濟,深思熟慮,妥籌解決。但我絕不做臧式毅(臧在“九一八”時任遼省政府主席)當民族罪人,讓天津父老兄弟罵我無能。”由於事前有所準備,迨便衣隊竄出日租界時,即受到保安隊和 的狙擊,戰鬥直至拂曉,終於擊潰了便衣隊的進犯。11月9日上午11時,王樹常及市長張學銘在張的私宅召見各國駐天津領事,介紹-經過和當局戡亂之決心,並照會日本領事館,為維持市內治安,保護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,協助肅清匪徒,指出:“日本租界藏匿暴徒,中國官方無法肅清,今後如有危害僑民生命財產之事發生,應由日方負責,與中國無幹。”便衣隊在8日夜的-中沒有得到便宜,隨即於9、10兩日由日人親自出馬進行搗亂。他們派日官兵身著中國百姓服裝,混過防線,其中有4名憲兵竟闖進王樹常軍部的衛隊營房,被中國衛兵拘訊,經盤查才承認他們是執行偵察諜報任務的。日方得知後,馬上派一名少尉帶5名憲兵到省政府徑直向王樹常要人,其態度極為蠻橫,說他們是被中國軍隊擄進兵營的,慘遭毒刑,性命不保,對此提出“ ”,說這是對日本的不友好行為。王樹常當即駁斥之:“我們的衛隊有理由、有權力執行警衛任務。”“你們憲兵穿中國百姓服裝闖入我的兵營是不合法的,正要照會貴軍司令部究辦。”日軍少尉被駁得張口結舌,自知理虧,開始軟了下來。日軍少尉無理糾纏競長達3個小時,最後向王樹常提出3個條件:要求中國賠償醫藥費、服裝費500元,最後逼迫中國讓步,把扣押憲兵領回去才算了事。對於日本侵略者,王樹常曾說:“日本在東北,是強盜行為。在天津,則是賊竊手段。一麵是搶搶奪奪,一麵是偷偷摸摸。”真是一針見血。
王樹常為了應付特殊環境,於12日命令成立天津-司令部,張貼布告周知全市。張學銘任司令。但便衣隊的-搶劫仍時有發生,後來競發展到晝夜-,連南市 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隊占領,―連多日 聲不絕,人心惶惶,市民叫苦不迭。 麵對事態的發展,王樹常除向張學良及時報告外,還同張學銘聯名電告南京,報告津變過程。詎料11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訓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:“向日道歉,取締反日言論,中國先撤防禦工事與日本司令香椎談判。”王樹常接電令後悲憤交加,對其秘書說:“我老家遼中,未放一 就叫小日本給占了。我要對得起國家民族,天地良心,不能讓天津成為東北的繼續,我真不知道中央是怎麽想的。這訓令不能公開,你存檔吧!”王樹常按南京政府的訓令,與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椎會談,幾經磋商,按日本無理要求消除敵對情緒,拆除距日租界30O米以外的防禦工事,並在這個區域內恢複 崗哨。以後,王樹常每談及此,都感到是莫大的恥辱。
日本視中國地方當局的忍讓為軟弱可欺,就在中國方麵拆除防禦工事後,便衣隊在日軍機 的掩護下,11月26日又發動了攻勢。保安隊當即予以還擊,香椎惱羞成怒,竟慘無人道地用重炮對天津市區瘋狂地轟擊,造成許多無辜平民的傷亡。南京政府外交部為此向日方提出 ,譴責日本-天津居民的暴行。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樹常調十五旅參戰為由,向中方提出“質問”,要求中國撤兵。同時提出懲處河北省及天津市軍政長官的無理要求。一批漢奸,也大造輿論要求撤換省市軍政長官,妄圖把這場漢奸特務的-說成是當地群眾由於不滿省市當局所造成的。王樹常迫於壓力則表示同意讓步。
王樹常鎮壓便衣隊-的態度雖然堅決,但屈於蔣介石的壓力,行動上不可能果斷,加之便衣隊以日租界為巢穴,無法根除,天津形勢依然緊張。王樹常隻得采取每日-的消極辦法,地方上的小商、小販以及三輪車夫均叫苦不迭,直接影響到人民生計,直接受害者約30000人之眾。天津市各界對王樹常頗多指責,使他壓力很大。於是便向張學良提出辭呈。鑒於王樹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勢,張學良約於學忠談話說:“河北問題,庭五很難應付,你做事果斷,意誌堅強,我想讓你二人的職務對調一下。”此時河北地方也有人抨擊王樹常所任用者多為東北人,而用當地人甚少。
l932年8月王樹常任平津衛戍司令期間,讚成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,同情學生抗日救亡的愛國行動。曾釋放過一些被捕的愛國學生和中共地下黨員。 1933年初日軍大舉進犯熱河,張學良於北平誓師,率東北軍投入抗戰,王樹常參與帷幄運籌。 3月熱河失守,張學良-下野出國“考察”,成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犧牲品和替罪羊。王樹常對蔣介石的所做所為,特別是對張替蔣介石背著不抵抗將軍的罪名十分不滿,但他為人怯懦,隻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1935年夏日本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《何梅協定》,王樹常被解除平津衛戍司令職,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。西安事變發生後,南京政府曾命王樹常去西安接替張學良職務,整編東北軍,達到瓦解東北軍上層集團的陰險目的。王識破其險惡用心,嚴正地拒絕了這一安排。 1937年1月5日國民政府頒布命令任令王樹常繼朱紹良為甘肅綏靖主任,王未就。國民黨政府為解決西安事變善後有甲、乙兩案。於學忠接到甲,乙兩案指示後,曾電留居平津的東北人士,征詢意見,並希望推代表,同西安代表何柱國共赴溪口晤張。由張作相、萬福麒、劉尚清、劉哲、莫德惠、王樹常、湯玉麟、胡毓坤、陳興亞、高紀毅等人,在天津王樹翰宅邸會商。大家一致讚同萬福麟的意見,實行甲案,繼由東北元老劉尚清、王樹翰、劉哲、王樹常赴溪口晤張。東北軍整編後,王樹常被任命為豫皖綏靖副主任和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會委員。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後,調任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,王未就。1937年11月上海、南京相繼淪陷,國民政府遷往重慶,王不久隨軍避往華南,即辭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職,在野賦閑。未幾舉家遷往香港,旋即送子去美國讀書,而其眷屬由香港遷往上海。 l940年王樹常由美國回到上海,後又迂回香港。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,香港淪陷,他又舉家迂到北平隱居。王樹常不為日偽漢奸的高官厚祿所誘,保持了應有的民族氣節。
抗戰勝利後,王樹常希冀國共兩黨繼續合作,以圖和平建國,造福於人民,他曾去南京找蔣介石-,要求停止內戰。但蔣介石一意孤行要打內戰,王痛心疾首,因此他始終沒有卷入內戰漩渦。蔣介石曾一度想利用其在東北的影響。任命他為東北行轅主任,因遭陳誠、何應欽反對而作罷。事後張群向王泄露這一內幕。王一怒之下要求退役,這一“上將退役”事件,當時曾轟動國民黨軍政界。
北平解放前夕,蔣介石曾給王樹常送去飛機票,要王氏夫婦去南京,王則借口年老體弱,家小眾多,拒絕隨國民黨南逃而留居北平。後來他為北平和平解放積極奔走斡旋,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。北平解放後,王樹常得到妥善安排,周總理曾經給予親切關懷。
新中國誕生後,王樹常積極參加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工作。他曾出任水電部參事室參事,第二、三屆全國政協。委員,民革中央團結委員。
王樹常於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,終年75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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